1941年6月，在北京“东方学会”一场交流会上头戴瓜皮帽、身穿长袍马褂，还拖着条小辫子的辜鸿铭正侃侃而谈：“我想诸位感触最深的，一定是旧式的典型的中国人身上，没有丝毫的蛮横、粗野或者暴虐。借用一个动物学的术语来说，我们或许可以将真正的中国人称之为被驯化了的生物。我认为以为最下层的中国人与一个同阶级的欧洲人相比，他身上的动物性（即德国人所说的蛮性）也要少得多。”这是一场聚焦着西方精英与东方学界的交流会，他的这番话让与会人员惊愕不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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